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期中實習週誌11、12、1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期中實習週誌

實習時間：十二月一日、十二月二日、十二月四日

實習學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陳韋翔

由於先前的時間表有規劃將在十二月初完成手冊的內容，經過討論後決定先把自己的部份完成後在交給一個人作整合，先把手冊的初步內容完成後，先給科長看過再作修正，以其能達到科長的要求。由於手冊的在之前已有大綱，只剩下把以往統整的資料再依次補上並加以統整編排即可，但內容上也還遇到難處。以我職業重建的部份為例，諸多的服務內容其實是涵蓋身心障礙勞工居多，而其實並不是所有的職業災害勞工都可以適用，在整理福對象資格也比必須從法條中去探尋其資格問題，並參考多個與職業災害勞工有關的法條與相關的服務的法條來交叉比對，以求其資料的正確性。不過內容仍然遺留著一些較為技術性的問題，由於業務隸屬於職訓局，後續期待能向職訓局的員工來作更進一步的確認。

實習時間：十二月八日、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一日

實習學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陳韋翔

八號的下午，科長告知我們在台大的集思會議中心有舉辦一場勞委會主辦的「勞動市場彈性安全策略國際研討會」，故我們便直接前往參加。這場研討會總計有兩天行程，而我們參與的則是第一天下午場次。主要可分為兩個議題，分別為「勞動市場彈性安全策略與集體協商」、「勞動市場彈性安全策略與社會對話」兩部份。第一個議題的主講人為Jan Cremers（Guest Researcher, University of Amsterdam）與Malgorzata Rusewicz(Director, Social Dialogue and Social Affairs Department, Polish Confederation of Private Employers Lewiatan, Representative of BUSINESSEUROPE)；第二個議題的主講人分別為Isebella Biletta（Research manager, EUROFOUND）與Rusewicz。

而「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緣起，最早是由丹麥首相Poul Nyrup Rasmussen於90年代時提出，而其主要的宗旨便是「the combination of both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in a dynamic economy as well security for workers.」亦即勞動的彈性與安全的兼顧。而其實勞動的彈性化，便是指近來相當盛行的部份工時或是非典型勞動的契約模式，亞洲國家可說以日本最早出現這種聘僱方式，而台灣則在近年開始流行，並引發工作職場上的道德倫理問題，包括了勞工的福利沒有保障、容易發生勞資爭議等。然而，彈性安全注重的卻不是勞工能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佔據多久的時間，而是在乎勞工能不能「穩定的就業」，當然，這中間也有著相當縝密的在職訓練（on-job-training）、職訓等措施來協助勞工能夠應付善變得就業市場。而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丹麥在這方面的實務經驗也領人稱羨，不僅能提高就業率，也兼具了社會福利機制的完備。

但是彈性安全的發揮仍需要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的挹注，而在歐洲傳統中視社會對話為一重要的協商與談判手段，其主要的功能即是促進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hip；亦即雇主團體與勞工團體）之間的協商機制進行。然而即使在歐洲，各國之間的制度差異也造成社會對話的效果互異，像是較為落後的東歐國家仍不能充分發揮其功能，再者，其社會安全制度也尚未健全，整體運作自然不佳。其實，社會對話在台灣也已經被提倡許久，最顯著的應該是勞資之間的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也是藉由產業工會的力量與雇主協商，包括像是工資的修改、權益的規範等。

有趣的是，與會人像是中正大學的副校長衛民老師還有現場的一名勞工團體代表都不認為在台灣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集體協商，其最主要的原因莫過於是「勞基法」的規範太過於完備，導致台灣的勞工團體與雇主團體都只想向政府來協商，卻忽略了社會對話的意涵，也為這場研討會的討論添加了一些「異見」，畢竟在場有勞委會的潘副主委，這樣當場與政府喊話倒是頭一次遇見。

台灣在未來也是必要繼續關注就業安全與工作彈性的議題，姑且不論非典型勞動契約的適法性，企業的派遣制度與民間的派遣公司盛行早已經是政府必須面對的頭號問題，也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操作智慧。

實習時間：十二月十五日、十二月十六日

實習學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陳韋翔

其實這應該是上一週的行程，但由於這週都在幫忙一些行政作業上的事務，故把上一週跟隨社會政策報告其中一個小組去訪問的體驗挪到這邊，因為覺得感觸滿深，也覺得具有思考的空間。該組做的主題為社會住宅的政策問題，而主要針對的法案即是住宅法的修訂問題，訪問的對象為政大地政系的張金鶚老師，由於我已經耳聞此老師的「傳聞」已久，當然不放過這與一起討論的好機會，便請假與該組一起訪問。

而張老師的立場明顯的反對社會住宅，他認為應該把都市中多餘的空屋釋出來應對社會中對於住宅的需要，而不是再以社會住宅的方式增加房屋的數量。但其實他的論點與住宅法修訂過程中，其推動社會住宅內容的學者立場相異，也包括了社工系的林萬億老師在內。張老師認為以政府的手段來介入，像是早期興建的國民住宅，都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不是一種好的方法。其原因不外乎是政府太過於無效率，沒有辦法善加的利用手頭上的資源；另一方面，政府的資源也沒有外界想像的多，很難再提撥出來因應社會住宅的需要。而社會學者的觀點則是認為需要用社會住宅的方式來幫助無法購屋的弱勢者，讓他們有基本的住屋水準。

仔細想想，這其實也是意識價值的衝突之爭，站在右派的觀點來看，自然是不希望政府過度介入，因為政府早已經「分身乏術」；而左派的觀點仍是以大政府的觀念來作思考，低價的社會住宅提供也許會是個好的方案。張老師也進一步強調：住宅法在現在的研擬過程中，漸漸的變成「社會住宅法」，這也是他為何到最後參與意願較低的原因之一，張老師主張用所得補貼來補助弱勢族群，更可以避免被「標籤化」的疑慮，使得社會住宅變成貧宅，反而歧視弱勢者。他也指出，國民住宅往往沒辦法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反而變成一個資源錯置，例如以抽籤來決定也無法判別出誰比較需要這項資源，只是運氣好壞使然，更有心之人也可以操縱此過程，導致程序上發生不公的現象。

而老師也特別提到政府與建商掛勾的事情，也呼籲我們並不要太相信政府的舉措，畢竟其中也可能暗藏玄機，只是小老百姓不知情情而已。老師雖站在自由市場的角度來剖析關於住宅的議題，但其實他也反對如台北市區內炒作房價的現象，長期觀察台灣房市的老師也認為應該讓大家都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如此才是人民之福。

社區參訪報告心得

去年由於修課安排緣故，所以並沒有修社區這門課，使得組內變成我是最老的學長。原本以為跟學弟妹同一組會有不適應的地方，但組員意外的相處融洽，更有趣的是組內有一名對岸的交換學生，在意見的交流上也更豐富更多元。

由於我並不是臺北人，長潭社區對我而言是個很陌生的地方，起初聽到時甚至以為是金瓜石「長仁社區」，由於自身很喜歡北海岸的感覺，也常常到金瓜石、九份或是萬里等地方遊憩，曉得參訪社區是在海邊時其實滿高興的，特別對海邊有莫名的喜歡。而由於自身也是從小在鄉下長大，在修課時所受到的衝擊也許比較沒那麼大，因為社區這門課往往都會牽涉到一些地方利益的事務，也許相較於其他課程是比較現實面一點，但也反應了台灣社會的真實一面。

社區的參訪也相當的輕鬆，組員也有兩位攜帶了手持攝影機，邊走邊紀錄整個旅程的感覺很棒，而原本比較不熟悉的的關係也從彼此中的互動中逐漸加溫，倒也和樂融融。訪問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時對於社區的處境也頗為同情，因為這邊不是明星社區，也不是一般都會中的「社區」，僅是一個在偏遠海邊的一個小聚落罷了，即使有公車經過、近年的開發，整體給人的印象仍是很純樸的。由訪問也得知這裡的居民以前的生活如此的辛苦，從日據時期開始就是弱勢的一角，從殖民建設的北電（居民甚至也已經快忘了這個電廠），到現在的海洋科技博物館，亦或是「重生」的北電，居民的意見撕呼都很難傳達出去給外面的決策者知道，儘管他們現在已經有了發展協會，儘管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還是地方的有力人士。

我認為社區的事物就該某種程度的交給社區的居民來決定，甚至是周遭可能對於社區的外來發展有威脅性的事物都應該被社區的檢視，體現公民權，可惜他們的力量不強，也沒有什麼利益團體在背後撐腰，只是默默的承受這數十年來為了台灣經濟發展而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擔子。有垃圾了，有社區旁的掩埋場撐著；要電力了，有社區居民的肺撐著；要噱頭了，垃圾也可以變成黃金，潮境公園的開通固然令人振奮，但社區的居民到底享用到了什麼？自主權力與效益的澤被可說少的可憐，連鄰近的深澳港要擴建碼頭也連帶受影響，但政府單位一意孤行，宛如一把刺刀插到北台灣的咽喉裡，北海岸也會哭泣吧！

離開社區時也去攀登了附近的101高地（七斗山），視野非常的好，甚至有許多蝴蝶的出沒，小組裡頭有人很怕這些小蟲飛舞的姿態，但我卻很高興在台灣這樣的環境裡還有他們舞動著，也只有他們還沒背棄這塊土地，繼續的繁衍。往東方望去，常去的九份小鎮近在眼前，基隆山上積著一些雨雲，很低、很灰暗。如此好的觀光資源沒有被好好把握住真的太可惜，長潭外的海蝕平台，鬼斧神工般的怒號，這裡應該可以更美的，天然資源如此豐富的這裡，卻可能被卸煤碼頭而影響海流，魚類藻類可能就此絕跡；往後在九份的茶坊上坐著望向海灣，突出的人造建物想必煞風景的。長潭社區也許很小，但是他所遭遇到問題卻像是台灣近年來對於環境的政策、海洋政策的縮影，也現實得很。

行政院勞委會期中實習週誌09、1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期中實習週誌

實習時間：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八日

實習學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陳韋翔

此星期幫忙處理了志工表揚大會的初審名單整理工作，由於部份地方政府的疏忽，導致各種文件的數量、規格不符合規定，致使名單到了中央單位仍要回頭再對資料作進一步的確認與補充作業，也花費了不少時間。

而另一方面也到了勞委會的地下一樓圖書館借閱一些書籍作為參考，而其中的圖書也包羅萬象，除了勞工領域的文獻豐富外，也注重成員其他領域涉獵像是化工、材料、工程（應該與勞工安全衛生部門有關）、金融投資、坊間一般的熱賣書籍等皆有，而我們則拿了一些對於期中報告有幫助的資料。

關於勞工志工的部份，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在台北縣政府實習時所相處得那些志工們，而他們主要的工作便是接聽外部民眾的詢問電話，而他們當然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勞工背景知識，包括法條的熟悉度都要很夠。而在篩選制度上，也有定期的「初級、進階」的考試，以檢測他們的水準能不能夠回答民眾的問題，相當的嚴謹。

而表揚大會的主要目的即是要獎勵那些奉獻出自身時間來作服務的志工們。多數人的傳統觀念認為「志工」即是自己願意來奉獻的，不必特別去經營他們，然而，志工會來服務的誘因必然存在，絕不是「佛心來的」義務來服務，往往會有一些令他們持續願意來的原因，可能是他們想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對於勞工有興趣、服務人的成就感等，一般來說都會把這些原因考量到他們的行為可能裡面。於是，在後續的表揚活動也提供了這樣的功能，即是表彰他們的貢獻，進而讓他們更有想來下來的理由。如此，才算是更有效率的運用志工人力。

實習時間：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實習學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四年級 陳韋翔

此星期主要參與了勞委會舉辦的第七場次業務分享學習論壇，本次的內容分為兩個部份，第一為職訓局蕭宗慶專員與郭于嘉專員參加「國際勞動力專業人員協會第九十六屆年會及國際教育研討會」之心得分享；第二為職訓局許金龍科長與陳倩怡參加「考察德國僱用安定相關設施」之心得分享。

一開始由蕭專員為大家開場，先介紹了IAWP這個組織的始末，並闡述他們一行人道美國參加會議與學習到的內容。而IAWP為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force Professionals[1]的縮寫，為一個在1913年成立的民間組織，而成立的宗旨則是為了替從事「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失業保險」的相關從業人員提供服務，而主要的外國會員包括了日本、加拿大、烏克蘭及台灣，而該年會在美國South Dakota的一個城市-Rapid city中舉辦。

而整個活動內容則包括了下列：

專題演講：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Turbulence, Discontinuities & Uncertainly.

在第二個講題當中，由一位學者Dr. John Quinn來為大家解釋在過去金融海嘯的發生之後，各國的勞動狀況都顯得較為積弱不振，失業的人口也達到近年的高峰，而他從自身財務的觀點檢視政府應該能給我們的社會一些什麼樣的幫助，而他也認為小而美的方案較為符合當今的潮流，像是舉債金額過大的振興方案並不是他認為的好方案。

而在分組研討的部份則有四個主題：勞動力服務、失業服務、退休人員課程、專業成長。勞動力服務方面，講者展示了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的資訊內容與使用的方法，也充分的顯示美國在這方面的優勢技術與良好的調查水準，而第二個講題（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Our Workforce）中的老師也提出在應對貧窮新問題所應該具有的態度，包括他認為中階級應要有的同理心，從一個服務者的角度去幫助弱勢者時才能更有有效的解決問題。

而在整個會議中最為精華的部份即是後來的國際論壇-專題報告，各國的太代表皆要上台來簡介自身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後的問題解決方式，而台灣則是展示在之前推行的消費券政策，姑且不論後續的效果為何，各國與會人士都對於這個政策有相當大的興趣，畢竟在當時推出類似政策的國家可說絕無僅有。而專員也鼓勵大家能把握機會，因為當初也認為自己沒辦法在台上做出好的簡報，尤其還是英文作為語言，更是令人覺得冷汗直流，但是他也是在台上熬過來了。我也認為這樣的經驗相當難得，尤其是還在那種國際性的場合上，一舉一動都是代表國家阿！

第二部份則是考察德國的僱用安定相關措施的分享，其實也與前述之金融海嘯所造成的經濟衰退之影響有關。然而，德國身為世界的經濟大國，在國際上的所遭受的衝擊絕對非同小可，加上其出口業發達，在各國對於進口財貨的的需要降低下，基層製造工人的失業在所難免，故政府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便相當重要。

考量到德國的歷史因素，由於其思想模式為歐洲大陸式的福利國家，其左派的成份較重，故國家對於干預勞動市場的政策其實也已經行之有年，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所謂的「短工津貼」。而其短工津貼的實行方式便是讓企業的的工作時數能夠暫時縮減（因應訂單委縮），而政府則是發放津貼使得勞工在過度期間能有工資的補償，不因其而解聘勞工。而其發放的模式為先由雇主給予勞工薪資後，再依照規定去向政府請領津貼，其形式有三種：

一、景氣因素的短工，期限最多至24個月。

二、季節性質，氣象有些行業在某些季節會有工作量較少的情形。

三、勞工轉換新工作期間。

而其實台灣當初企業面對訂單減少的應對方式-無薪假，也有類似的效果，但企業在減少工時時卻沒有受到補貼，亦即德國政府在這方面的介入較台灣政府多，台灣偏向放任市場來做出抉擇，在用失業保險來涵蓋那些已經被解僱的員工，而在職者則是面對減薪的狀況，這點德國的作法便顯得考慮較周全。因為短工津貼具有「不必解僱勞工」的好處，對於勞資雙方而言，解僱後的再次僱用將會是一個難題，對勞工是一個重新與就業環境磨合的時間、金錢上的浪費；雇主也必須重新招募員工，更何況「解僱過程」中存在許多需要辦理的環節，能盡量避免當然是最好的。不過，若是員工當初與資方之間有所謂的優先僱用的條款則助於資方的搜尋合適人力的時間縮短，但總體而言，成本仍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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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AWP http://www.iawponline.org/